张家港期货配资土豆、文明与帝国：一部从语言文字出发的全球生态史

1938年张家港期货配资，美国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出版了一部名为《美洲植物的迁徙（第一部分）：马铃薯》的学术专论，作者贝托尔德·劳费尔（Berthold Laufer，1874~1934）已在4年前辞世，未能亲见自己的心血付梓。近90年后，这本书的中译本（改名为《马铃薯的全球史》）问世，如果从这本书写作的上世纪20~30年代算起，对中文读者而言，它几乎迟到了一个世纪。

然而，迟到并不意味着过时。恰恰相反：在对各种作物传播历史的研究已经高度多元化、全球史写作已经蔚为大观的今天，重读劳费尔，会发现他所做的事情既古老又现代——古老，因为他使用的语文学方法在今天已经极难复制；现代，因为他所追问的问题在今天仍然具有充分的学术张力。

劳费尔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没有DNA检测，没有碳同位素追踪，没有计量经济学模型，没有大数据驱动的人口史分析。他有的，是十余种语言的直接阅读能力——汉文、藏文、蒙古文、波斯文、阿拉伯文、梵文、希腊文、拉丁文以及多种欧洲现代语言——和一种今天看来显得执拗的对文献的信任：如果一粒种子真的到过某个地方，它必然会在那个地方的语言里留下痕迹。

巴斯蒂安・勒帕热作品《十月（收土豆）》（1878）

词语是种子走过的路

劳费尔的核心工具，是词源追踪（etymological tracing）与文献考证的系统性结合。这个方法的前提是一个简单而深刻的观察：当一种新的植物进入一个社会，人们必须给它命名。这个名字，往往揭示了这种植物是从哪里来的、经过了什么样的中介者。

以马铃薯传入日本为例：日本人至今仍称马铃薯为“じゃがいも”，其发音源于雅加达（Jacatra）这个地名，因为是荷兰人将马铃薯从爪哇运到了长崎。这个名字，就是一张比任何历史文献都更直接的传播路线图。劳费尔在书中反复使用这种分析方法，覆盖了从中东、波斯、印度，到中国、日本、东南亚的广阔地域，构建了一幅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马铃薯全球传播地图。

关于马铃薯传入中国的历史，劳费尔的分析尤为值得重视。史学界公认马铃薯大约是在16~17世纪传入中国的，但确切的路线至今仍存争议。历史上提出了两条主要路径：一是经由海路传入华北，再向南扩散；二是从东南亚传入中国台湾，再经福建、广东进入大陆。劳费尔通过对中国各地方志和农业文献的系统梳理，为这一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奠基性的文献资源，而这一问题在他身后近90年里仍然没有完全解决，本身就说明了他所触及议题的持久学术生命力。

当然，这种方法的局限同样是明显的。文献记录存在系统性的偏差：识字率高的社会留下更多文字证据，口传传统和底层农民的实践经验往往在语文学的筛网中流失。劳费尔的分析主要依赖精英文献，这使得他对马铃薯如何在民间社会实际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，描述相对薄弱。此外，今天的考古植物学和遗传学研究可以独立检验文献叙述的可靠性，有时会对文献记录形成挑战或修正——这是劳费尔时代完全不具备的工具。

“哥伦布大交换”：劳费尔之后的范式革命

理解劳费尔的历史地位，需要将他与他身后出现的最重要的知识范式转变放在一起来读。1972年，阿尔弗雷德·克罗斯比（Alfred Crosby）出版《哥伦布大交换》一书，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理解作物全球传播的方式。

劳费尔的方法论核心是“如何”与“经由何处”：马铃薯从哪里来，走了什么路，到了什么地方，这些地方的人怎么叫它。克罗斯比的问题则是“为什么”与“后果是什么”：这种传播对人口结构、权力格局和生态系统造成了什么改变？在克罗斯比的框架里，作物不再只是被人类携带的客体，而是拥有自身扩散逻辑、能够改变历史进程的生态行动者。

克罗斯比的分析揭示了一个劳费尔完全没有追问的维度：马铃薯在欧洲的传播如何支撑了旧大陆的人口增长，而这种增长又如何与工业化、帝国扩张以及最终的爱尔兰大饥荒形成复杂的历史纠缠。计量经济学家内森·纳恩与钱楠筠的研究进一步量化了这一判断，估算出马铃薯的引入可以解释1700~1900年间旧大陆约四分之一的人口增长。这类因果分析，在劳费尔的方法论体系里是缺席的。

但克罗斯比的框架在近年来也遭遇了重要的挑战。“交换”这个词语，预设了某种对等性——仿佛旧大陆得到玉米、马铃薯、番茄，美洲得到小麦、牛、马，是一场相对平衡的双向流动。批评者指出，这个“交换”掩盖了根本性的不对等：美洲“得到”的还有带来人口灾难的病原体，以及殖民统治本身。有学者甚至建议将“哥伦布大交换”改称“哥伦布大攫取”，以更诚实地反映权力关系。

生态学家肯·汤普森（Ken Thompson）则从另一个方向提出了批评：把1492年设定为区分“原生物种”与“入侵物种”的基准线，在生态学上具有根本的任意性。骆驼在北美演化了数千万年，大约在8000年前才扩散至其他大陆；如果今天在美国重新引入骆驼，它算原生物种还是入侵物种？汤普森的批评提示：任何以固定时间节点来定义“自然状态”的做法，都在将一个文化-政治的选择伪装成生态学的客观标准。

马铃薯的特殊性：为何它值得一部专论

劳费尔的书专注于马铃薯，而非同期传入旧大陆的所有美洲作物。这个选择有其内在的合理性，因为马铃薯的确在所有美洲作物中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。从纯粹的卡路里效率来看，马铃薯在单位耕地上产出的热量和营养，高于几乎所有其他主要粮食作物。玉米虽然产量可观，但大量食用玉米而缺乏适当处理会导致糙皮病；番薯更适合南方的沙质土壤；花生的卡路里贡献远不及马铃薯。马铃薯的生态位，是任何其他美洲作物都无法填补的：它可以在干旱、贫瘠、海拔高、气温低的边际土地——那些在任何其他粮食作物面前都是“死地”的地方大规模种植。

以中国史为例，美洲作物传入北方之后的历史进程，值得从劳费尔的传播史出发，引入克罗斯比式的后果分析来加以深化。16世纪之后，玉米、红薯、土豆、花生在北方干旱地区的成功栽种，使以往无法耕种的沙土地和干旱山坡获得了“新生”，为清代中期的人口爆炸提供了物质基础。随之而来的棉花北移，进一步重塑了南北经济关系，并经由广州贸易体系的一系列复杂转换，最终意想不到地成为鸦片战争的诱因之一——北方棉花产量激增，排挤了印度棉花的出口份额，迫使东印度公司转向鸦片来平衡贸易。

这条从安第斯山脉的土豆到南中国海的鸦片烟枪的因果链，是劳费尔的传播史研究所无法看到，而克罗斯比范式最能揭示的那种深层历史逻辑。

然而，这个进程同样包含一个深刻的历史悖论：美洲作物在短期内缓解了北方的粮食危机，支撑了清帝国的社会稳定；但它们所推动的人口爆炸，到19世纪中叶已经超出了任何作物革命所能维系的生态上限，成为太平天国、捻军等大规模社会动荡具有空前规模的结构性原因之一。美洲作物，尤其是马铃薯，既是“康乾盛世”的隐秘支柱，又是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规模空前的共谋者之一。这个内在的辩证法，是劳费尔书中所提供的材料已经隐含，但需要后来的历史分析框架才能揭示的东西。

为何90年前的论述今天仍值得认真对待

经历了将近90年的学术积累之后，劳费尔的书今天读来，必然是一个不完整的文本。它缺少因果分析，缺少对权力关系的追问，缺少对美洲原住民能动性的充分尊重，缺少对文献偏差的系统性反思。

但它拥有的东西，后来的研究都没能真正替代：一个能够直接阅读十余种语言的原始文献的人，系统性地追踪了一粒种子在全球范围内留下的语言痕迹。这个工作的基础性，使得任何后来的马铃薯全球史研究都必须以它为起点，无论是为了接续它，还是为了修正它。

更深一层，劳费尔的著述提示了一种今天已经极为罕见的知识姿态：任何作物的真正历史，只能在多个文明传统的共同证言中才能被理解。没有任何单一的语言，没有任何单一的文化，能够独自讲述这个故事。这种方法论上的谦逊，在一个学科高度专业化、研究者越来越只能在单一语言传统中深耕的今天，具有某种逆时代潮流的价值。

最后，这本书还有一个无法替代的特殊价值：它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者。劳费尔写作时所能接触到的某些地方文献，他在田野调查中所能接触到的某些“地方知识”，今天很可能已经永久消失。劳费尔的著述，因此而成为时代变迁的证言。